仙乃日

2005年5月，我第一次来亚丁，那也是我第一次上高原。从稻城包的小车过了仁村，走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，同行的四个伙伴加上我，跟着司机仲雍泽仁——一个年轻的藏族小伙——学唱祝酒歌。正自热闹，仲雍泽仁不唱了，把帽子摘下来放在方向盘前面。我猜大概要过一处圣迹了，往前看，山路转弯处有一座普通的白塔，车叮叮咣咣地颠到白塔跟前时，一车人都安静下来了。前方空旷的视野里，蓦然出现了一座顶天立地的大雪山，有头有肩，姿态自在庄严，像一尊端坐的大佛俯视着我们。这就是仙乃日，稻城三怙主雪山之一的观音菩萨。

我们望着雪山，目瞪口呆地下了车，不管是已经皈依佛法的，还是尚未皈依的，全都两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长头。唐朝时有印度僧人诺讵罗，在雁荡山大龙湫观瀑坐化，在看到仙乃日之前，我从未理解过那种非凡的心境。

一晃三四年过去了，这几年里，我自认为在学佛，跑了高原藏地很多地方去见去拜，再也没有来过亚丁。直到2008年底，我的好友将灿问我，明年去哪儿？我说，我可不想再像这几年似的，每次一去就是好几个地方，整天忙着赶路，弄得心里乱糟糟的，我想只去一个地方，静下心来呆几天，去了就回。他一听大为同意，我们商量的结果，就是回到第一次上高原时的圣地亚丁来。这次我们不做普通的游客，我们要来转山。

这一转就停不下来了，我们随即发愿，至少要转三次。2009年10月、2010年6月、2012年5月，我们完成了三次转山。如果要问我为什么总想来，我不说“因为山在那里！”这个理由太抽象了。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，仙乃日及三怙主雪山是一个绝佳的涤荡心灵之地。人在城市里混久了，胸中俗尘五斗，满腹是是非非。而在这雪山下的草甸上，头顶着苍茫碧空，白云随风疾驰，有时它们提着雨幡，仿佛拖曳着长裙的天女。入夜，银河和繁星能在地上照出人影来，在这离天最近的地方，仰观宇宙升落呼吸，听着山谷里的松籁，心里就找到了“总算做了一次闲人”的感觉。这种闲，不是空虚，不是失落，而是获得了勇气和能力去旁观自己的生活，像个闲人一样，旁观自己在尘世里撒泼打滚，最后看得笑出声来。

《户外探险》杂志
2013.09 总第140期
转山专题封面

所有的转山前准备：路线研究、食品、户外装备、日程计划，等等，重要性都不如一个死党。转山时，我需要这样一个朋友：如果我掉沟里去、扭伤了脚，根本走不下去了，他会把我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，把食物、保暖衣服和哨子留给我，标记好地点，然后一路飞奔去求援，最后还会领着大队人马跑回来找我。反过来说，我对他也会如此。将灿就是这么一个可靠的死党，三次转山都是我们俩一道，虽然并无意外来考验这份信任，但心里的踏实感相当于买了份性价比不错的保险，让转山时的脚步轻快许多。

第一次来转山时，必然得事先做路线预研。到网上搜了一下，大家的攻略和游记千奇百怪，不敢轻信，怕成为“转山驴友失踪一周，当地正在全力搜救”的主角，只有自己动手做地图。2009年时，谷歌地图数据还不够详尽，无人山区的卫星图相当模糊，花很久才找到三怙主雪山。找到之后，切换到等高线模式，沿着最低海拔的连线，画了一条转山线路图，标上了每个转弯的经纬度。事后证明，这张地图画得相当成功，只有一处较大的失误，几乎把自己带进了地狱谷，往云南方向去了。

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，2011年10月，将灿和我凌晨一点出发，走五个半小时的夜路去一个特殊的角度拍央迈勇的日出，拍摄大获成功。回到客栈门口，我却踩到暗冰，摔了个大马趴，什么都还没想到，脸就贴地上了。膝盖在冰上磕伤，只好放弃转山，改为到洛绒牛场晒太阳。

从北京到亚丁需要三天。每次都是星期五下班直接奔机场，乘晚上九点的航班到成都，睡三四个小时，早晨乘长途班车到康定，那几年泸定在修水电站，路况差劲，到康定时常常是下午或黄昏了。住一宿等次日早晨六点的班车，翻六座大山到稻城歇一夜，天亮再拼小车去亚丁。来回这么一算，你就知道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了，这是很无奈的事，为此，每次我都提前半年请好假，不给老板拒绝批准的理由。

今年，稻城机场竣工了，以后从北京到亚丁的时间也许可以压缩到一天半或更短。我对这一点不知是喜是忧，交通确实是方便了，但游客量必然大增，亚丁会不会变得像丽江那样？爱山的人们，还能不能从旅行社手里抢下几张床来睡？五星级宾馆会不会开到洛绒牛场核心景区里去？“消失的地平线”会不会成为谶语？

有时候，我又咬着指头安慰自己：没事的，飞机虽然很快，可在稻城海子山机场一开舱门，相当于把游客们从平地直接拎上四千米的高原，他们立刻会头痛缺氧，嘴唇青紫地买机票逃回去的，留下我们这些没有高原反应的老驴们，步履轻快地背包走到机场门口，戴上墨镜，酷酷地喊：“亚丁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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